1930年5月，毛泽东为反对当时中国工农红军的教条主义思想而撰写了《调查工作》一文。1961年3月11日，毛泽东把题目改为《关于调查工作》。图为1961年毛泽东修改过的《关于调查工作》。

邓小平为中央工作会议撰写的提纲。

中国共产党在其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十分注重科学的领导方法的总结和运用。为此，毛泽东把“方法”比喻为“桥或船”，说：“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之后，中共中央还发布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文件，要求广大干部“必须广泛地深入地提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指出：“我党一切领导同志必须随时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同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相对立，而以前者克服后者。”回顾中国共产党95年的发展历史，有以下领导方法值得我们借鉴。

密切联系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也是一切领导干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就是说，作为领导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这就意味着，每位领导干部只有心里装着人民，密切联系群众，处处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以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自己成绩的重要评价标准，那么，他的领导方法才能称之为是积极成功的。正因为如此，从民主革命时期起，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就把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生活作为自己领导工作的重点，认为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对此，毛泽东曾反复强调，指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毛泽东提出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中共七大则将“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确定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并认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

新中国成立后，密切联系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成为党在全国执政后的基本领导方法。为此，中共八大指出：“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改革开放后，党的建设工作千头万绪，密切联系群众，依然是“最根本的一条”。它不仅是党“根本的工作路线”，而且是党“根本的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则明确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保证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作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目标提出来，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2009年，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重申“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并号召全党“大兴密切联系群众之风”。中共十八大以后，随着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贯彻执行群众路线成为干部领导工作的重中之重。为此，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党要继续经受住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就必须始终密切联系群众。”他认为，“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及时总结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充分调动群众推进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最广大人民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改革上来。”为了体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他还要求：“推进任何一项重大改革，都要站在人民立场上把握和处理好涉及改革的重大问题，都要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划改革思路，制定改革举措。”的确，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密切联系群众，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将其视为根本的领导方法。

实行民主集中制，广开言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民主集中制，是“领导班子的根本工作制度，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无论是民主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克服困难，渡过重重难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民主集中制的保障。党的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它既充分发扬民主，为民主决策、科学决策提供了基础，又实行正确集中，为党的决议、政策的形成和贯彻落实提供了制度依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鲜明特点。“执行民主集中制，一把手以身作则很关键”。作为领导干部，在实际工作中毫不懈怠地坚持民主集中制，是其必须承担的责任，也是一种重要的领导方法。

回顾党的历史，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执行总体上是比较严格的，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既有发扬民主不够导致的主要领导独断专行的问题，也有正确集中不够造成的领导班子软弱无力的问题，相对来说，前者更为突出一些。”鉴于在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执行过程中，比较突出的存在“民主发扬不够”的问题，甚至有时候“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因此，主要领导干部在决策的过程中，能否广开言路、集思广益，能否做到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就显得尤为重要。为了使广大干部养成民主的作风，毛泽东提出过很多有益的建议。他认为，各级领导干部，有责任听别人的话，应该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两条原则。他说：“我们不怕人家批评，我们是批不倒的，就是犯过路线错误的也不怕批评，也是批不倒的，只要有改正错误这一条就行。愈是不怕人家批评，愈是敢让人家讲话，给人家讲话的机会，人家的批评可能会愈少。”邓小平也主张广开言路，指出：“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现在党内外小道消息很多，真真假假，这是对长期缺乏政治民主的一种惩罚。有了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小道消息就少了，无政府主义就比较容易克服。”由此可见，能否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关键在于主要领导干部是否有容纳批评意见的气量。只有“广开言路，打开窗户”，广泛听取各种意见，集思广益，才有可能进行科学正确的决策，就像开“政治工厂”，“原料贫乏制造出的东西就不像样子，所以我们要收集原料。打开窗户就使原料有来源。”

除了广开言路，集思广益，领导干部还要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党能够依靠自身力量解决自身问题，靠的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正确的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仅有利于修正错误，防微杜渐，而且还容易形成民主气氛，从而团结更多的人。延安时期，有些领导干部对于下级的批评，表示无法理解和接受，毛泽东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语重心长地说：“下级对你们有意见，让他们统统讲出来，他们窝在心里的怨气吐完了，心情就舒畅了。你们把架子放下来，从实地向群众检讨反省一番，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就改善了。内部就更加团结了。”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也多次强调“以整风精神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认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增强党组织战斗力、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有效武器。”的确，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面对各种批评，领导干部如果能真正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深刻剖析和检查自己，开展诚恳的互相批评，触及思想和灵魂，那么，其领导水平及其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无疑都会有一个大的提升。

深入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进行科学决策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