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08月16日08:38 來源:光明日報222
【這些文化名人的光明故事】
鄧廣銘,這位著名史學家、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離開我們快30年了。如今,回想起他與《光明日報》的筆墨情緣,一些老編輯記者仍感念於心。
“我很願意給你們寫稿,這裡面有兩個因素:其一,我跟光明日報的關系可謂深矣,過去的《史學》版就是我們幾個人編的。其二,你要的文章我肚子裡也有,還有不少呢!”20世紀90年代的一天,面對光明日報記者韓小蕙登門約稿,鄧廣銘親切而風趣地說。
鄧廣銘晚年修改王安石傳記和《岳飛傳》期間,曾多次接受《光明日報》《中華讀書報》採訪。
“當我說明是來約稿的,鄧先生的女兒十分客氣地將我讓進門。鄧先生指著飯菜讓我一起先吃飯,見我執意不肯,他就立即放下飯碗,過來和我交談。”韓小蕙回憶道。
《光明日報》的《史學》專刊創刊於1953年4月,是《光明日報》版面上出現較早、出版最久、讀者最多的專刊之一。
《史學》創刊時,報社委托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和當時的中國科學院近代史所承擔編輯工作,由范文瀾、翦伯贊和陳垣3位先生擔任主編。來自3家單位的執行編輯每周都要到報社碰頭、看稿。其中,鄧廣銘代表北大擔任執行編輯。
當時,光明日報社在北京石駙馬大街(今北京西城區新文化街)原《世界日報》舊址辦公,物質條件困難。想要印報,隻有一部新中國成立時從上海《時事新報》接管的輪轉印報機尚堪一用,而這台老機器“工齡”已有30年。報社甚至無法為《史學》專刊編輯們提供一間辦公室,大家只能因陋就簡,四處找地方辦公。
后來,在范文瀾提議下,《史學》專刊編輯工作全部交給北大歷史系,由陳慶華、張寄謙、田余慶等組成的編輯小組在鄧廣銘領導下工作。此后十多年間,鄧廣銘始終參與《史學》編委會相關工作。
“《史學》堅持從思想性、科學性方面選擇文章,這是史學工作者的共識,也是我們編輯《史學》所力圖堅持的原則。”鄧廣銘這樣回憶,“史,是考索之功﹔論,是獨斷之學。有史有論,就是指在考索之功基礎上獲致創見的文章,這才是史學成就的主要方面。”
在他主持下,《史學》專刊根據“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多次組織學術問題討論,推動學術爭鳴,其中影響最大的是1959年關於如何正確評價曹操的討論。
1959年2月,光明日報編輯部和《史學》專刊編委一起研究,想以曹操評價問題作為突破口組織討論,“做一次百家爭鳴的嘗試”。當月19日,《史學》發表了翦伯贊的文章《應該替曹操恢復名譽——從〈赤壁之戰〉說到曹操》,並配發編者按,歡迎學界同仁參加討論。由是,長達幾個月的“論曹操”的熱潮在《史學》專刊生發開來。
“參加討論的寫稿者不僅有歷史學者,而且有各個行業的人。”正如鄧廣銘所講,那時全國各地都有討論曹操的文章投寄到《光明日報》,大部分在《史學》專刊刊出,可謂“極一時之盛”。這次討論反響強烈,增強了《史學》專刊同史學界的聯系。
另一場在《光明日報》上展開的關於王安石的學術爭鳴,則貫穿了鄧廣銘學術生涯的始終。
1954年5月20日,鄧廣銘在《光明日報》的《圖書評論》專刊發表《關於“王安石”的幾點說明》,介紹自己新著《王安石》一書的旨趣和要點。該書指出,署名蘇洵的《辨奸論》真偽存疑,這對后世評價王安石的影響至關重要。
1957年3月17日,李清怡在《光明日報》的《文學遺產》專刊發表《試論“辨奸論”的真偽問題》,對鄧廣銘相關觀點提出疑問﹔不久,傅璇琮又發表《關於古籍校勘工作的一些意見》,回應李清怡的疑問。至此,關於《辨奸論》真偽的討論,在《光明日報》上漸成爭鳴之勢。
當年,《光明日報》每天隻出4個版,限於版面,學術文章大都是千百字的短文,雖然簡短,卻“攪動了史學界一池春水”。此后,《文匯報》《國學研究》《古典文學論叢》《學術集林》等報刊,陸續發表了吳小如、章培恆、曾棗庄、王水照等學者關於這一問題的研究,一系列學術問題在討論中浮出水面,成為王安石研究中諸多重要論題的起點。
這場討論,深深嵌入了鄧廣銘的學術生涯。其女兒——北京大學博雅榮休教授鄧小南回憶,直到1997年彌留之際,鄧廣銘還在和華東師范大學教授劉永翔書信討論《辨奸論》問題。“那時,父親的視力已相當差,他吃力地指著信上的一行行字跡,卻終於難以辨識清楚。我不忍看他如此,便一字字指著,湊近耳畔,為他讀了再讀。讀著讀著,我眼前也漸漸漫漶模糊了。”
持續14年的《史學》曾一度停刊,而鄧廣銘和光明日報的緣分卻未曾斷開。
他傾盡多年心血修改王安石傳記,並自言,通過修改,“對王安石有了新的認識”。這種“新認識”來自哪裡?翻開《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可見,鄧廣銘在介紹王安石“農田水利法”的章節中添加了一段內容,根據注釋,這段內容來自1996年10月28日《光明日報》刊登的“紀念人民治黃50周年專稿”:“我國廣大水利工作者數十年的治黃經驗,歸結起來就是‘攔、調、排、放’四字方略。”其中,“放”是指引洪淤灌、放淤改土等利用泥沙的措施,這與王安石的“淤田法”頗為相似。
這部王安石傳記於1997年10月出版。不久之后,鄧廣銘以91歲高齡駕鶴而去,這部著作也成為他學術生涯的絕筆。
他伴著光明日報一路走來,最終畫上了一個落筆蒼勁的句點。幾十年風雨兼程嘔心瀝血,都鐫刻在光明日報的歷史上……
(本報記者 王軒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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